近年来，学生压力大已经是一个普遍问题，尤其是中小学生。我们出去走一走课外补习班几乎是遍地都是。学生是属于青少年群体，压过过大会导致许多的问，比如家庭矛盾、师生矛盾、学生心理问题等等很多，呼吁大家为学生减负。
几十年来提减负，家长却仍然做出“增负”的选择，使校外辅导班越办越多、越做越大。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日前发布的《从应试教育突围——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中小学生课外补习时间已经“领跑全球”，在上海、北京、成都、杭州等城市，课外补习已经演变成一场没有尽头的竞赛。
对此，教育部下发“培训机构整治令”的落地有望真正地解决这一问题，并成为从应试教育突围的关键切口，搬走年幼孩子们本不该承受的重负之山。
据北京大学教育财政所2017年的最新调查，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课外补习总参与率为47.2%，估算全国校外教育行业的总体规模约4585亿元。
然而，虽然政府、专家和教育工作者都不提倡竞争论式的教育观念，家长们却将抢跑的起跑线不断下移到了幼儿园和托儿所。
2017年8月，上海市质量协会用户评价中心发布《上海幼儿早期教育(0-6岁)状况调查》，数据显示有57.1%的家长为孩子报名幼儿园以外的早教课程。其中，0至3周岁幼儿有39.9%参加过早教课程，4至6周岁孩子有73.5%参加过。平均每个家庭每年要花费17832元，占父母年收入的11.9%。更为惊人的是，培训机构对3岁前的婴儿开展奥数教育，举办所谓的“托奥班”。
过度的课外培训极大地增加了学生课业负担，高昂的补习费用成为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学校质量与家庭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多种因素挂钩，使得课外补习正在成为学校教育之外一种新的社会再生产机制，家境优越的学生将会接受更多的补习教育逐渐成为了近些年来社会上“或明或暗”的共识。随着社会财富增加和中产阶层崛起，课外班和补习对拉大教育差距、影响教育公平构成严重挑战。
相对于让家长们“肉疼”的经济付出，一项针对2016年10月至2017年9月的网络统计发现，在215例死亡及未遂案例中，导致中小学生采取自杀行为的原因从多到少依次为：家庭矛盾、学业压力、师生矛盾、心理问题、情感纠纷、校园欺凌和其他。而案例中相当一部分家庭矛盾的冲突根源是学业压力。师生矛盾案例亦有类似情况，部分冲突根源也是学业压力，其中义务教育之外的“加压”显然难辞其咎。
但是，规规矩矩实施减负的学生，与花大钱上培训班相比，教育资源更少，也更难进名校。经过分析，21世纪教育研究院课题组发现，学生和家长铆足了劲“花钱受罪、增加负担”，归根到底还在于以分数为选拔标准的中考、高考制度的指挥棒，造成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竞争。而在国外被称为“影子教育”的课外培训机构，作为教育消费行为，虽然弥补了学校教育的不足，但也强化了应试教育的价值、加重了学业负担，从而加剧了教育不公。
“其实，学生负担过重表面是教育问题，实则是社会问题。”在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兼开放教育学院院长、基础教育集团主任戴立益委员也指出，“这些负担也来自于家长的额外要求，考试竞争引发家长们的过度焦虑，很多家长让学生参加各种辅导班、购买大量教辅资料等，增加了学生的课业负担。”
“须从立法层面刚性约束义务教育阶段孩子上课及补课的时间。”在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辽阳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师王家娟看来，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改变我国招生考试制度。
与代表委员观点相补充的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研究报告中指出，改善政府治理的另一途径，是要超越单纯的公办学校管理，在政府-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社会力量并存的格局中，走向多元主体参与、共建共享的现代教育治理。通过树立共同的价值观，规范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竞争，规范和治理教育培训机构，改善公办教育的品质。
报告指出，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治理小升初择校竞争，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需要贯彻落实国家的各项立法和政策要求，避免义务教育被资本市场、房地产和培训机构绑架，恢复义务教育的保障性、公益性价值。
